牙醫陳俊龍國際種植牙中心

天天等著來自台灣的信件
父母大概每三個月會來看我一次，每次待兩、三個星期。有時父親來，有時母親來，那是我單獨享受父母親情的時光，沒有其他人和我分享。媽媽第一次來時，看著自己的孩子生活在這麼荒涼的地方，飛機還沒轉到目的地，她的淚水就已潰堤。我幾乎天天盼望父母訪美的時刻，每當他們離開，就是我另一次等待的開始。在等待的過程，我只能靠信件延續著我的盼望。
   

玉米田裡的孤寂男孩
大約是1980年的夏天，父親終於帶著我搭上離開洛杉磯的航班。我記得，那天父親臉上沒有太多表情，只是淡淡的說：「暫時到那裡先住上一陣子,爸爸很快會跟芝加哥的親戚安排好，再來接你過去！」父親眼中充滿著剛毅自信的眼神，好像任何問題到他手上都可以迎刃而解。基於對父親的信任，使我對未來沒有太多的懷疑。
 
飛機從洛杉磯起飛，到達芝加哥(Chicago) ，轉往底特律(Detroit) ，再轉小飛機到芬林市(Flint) ，然後再搭上一駕更小的飛機…我們抵達目的地薩吉諾(Saginaw)時，整個飛機除了我們和駕駛，只剩下另外一個乘客。從飛機窗戶往外看，全部都是玉米田。眼睛所及之處，除了機場的建築，沒有人煙，也看不到城鎮，無垠無際的玉米田一直延伸，延伸到我看不見的盡頭。我拿起沉重的行李，一步一步走下飛機，我想這個地方離迪士尼樂園應該是越來越遠了！

生平第一次賺錢！
在加州待了大半年，唯有一件事是讓我感到光榮和驕傲的，就是我用自己的力量賺到了生平第一筆收入——美金二十五分(當時約合新台幣八元)。
 
有一天放學後，我騎腳踏車從學校回魚店，途中在十號高速公路Atlantic大道的天橋下，碰見一位非常口渴的賣花小孩。他看到我騎著腳踏車，就給我五十分，拜託我到附近公路旁的超市幫他買瓶汽水。但是魚店裡賣的汽水成本才二十五分，於是我騎了一個多小時專程回到魚店，拿了一瓶汽水賣給他，從中賺了二十五分。

想到以前在台灣有傭人理家都是我們吃完飯，傭人才吃。現在我到了「美國天堂」，怎麼反而變成了台灣的傭人？更諷刺的是，傭人還有薪水拿，我卻是付錢當傭人，豈不更等而下之？心中的疑問與日俱增。
   
不過，這種狀況沒有維持太久，大姊就再度安排我去住另外一個友人家。那個家庭對我倒是不錯，不僅教我煮菜，假日也帶我出去釣魚，每逢週末則幫忙去大賣場賣功夫鞋與太陽眼鏡。但是好景不常，一個月後他又因家有不便，不能繼續收留我。於是我再度打包行李回到大姐家。

記得有一次，我送貨去隔壁的四川飯店，裡面的廚師看我瘦弱又可憐，就說，只要我給他美金三塊錢，就讓我在廚房裡吃喝到飽。天真的我心裡高興的很，想一口氣把好幾個禮拜餓肚子的份都給它吃回來！我待在廚房裡大吃大喝，足足兩個小時才臉色發白的爬回魚店，不明就裡的大姐看到我回來，很不高興的罵我：就只是送貨去隔壁而已，為甚麼兩個小時才回來？此時此刻，回想起當時的情景，真的是既可笑又心酸…
又有一次住在天母的五姨來加州玩，看到我狼狽的像流浪狗一樣，心疼得當場哭了起來。她看我一付很久沒吃到牛排、甚至沒吃飽的模樣，於是擦乾眼淚，買了一份牛排給我。我一吃完就趴在廚房的地上睡著了，她怕我著涼，便把她的外套幫我蓋上，等回到台灣的第一件事，就是立刻叫媽媽趕緊把我帶回家，「俊龍這樣子實在太可憐了！」後來全家陸續知道我的生活狀況，也跟爸媽說：「俊龍太可憐了，還是帶回來吧！」

大姐不能照顧我了
 
這種情形持續了半年，魚店的生意未見起色，大姐的壓力越來越大。終於有一天，她告訴爸媽，要忙魚店又要照顧我實在力有未逮。她向父母正式宣布：「我照顧不了俊龍了！讓他回台灣吧！」而我心中，也因為適應不良和想念台灣，老早盤旋著打道回府的念頭。

 
大姐的決定，馬上讓所有問題浮上檯面，生活進入不穩定狀態。不過大姐也是情有可原。出國前，我和大姐從未見過面，二歲時她就已經在美國獨居，姊弟間其實非常陌生。問題發生後，大姐找到一個台灣朋友願意收留我，在他家我每天要幫忙洗碗、掃地、教他們的小孩中文，可是生活卻極度不如意；他們規定要等他們吃完飯後我才可以吃剩飯，水以外的飲料都不能碰。我開個冰箱，他們就問我要拿什麼，看看窗外，他們也問我要幹什麼，連進廁所都不能超過十分鐘…有一次我因為好奇，未經詢問就用了他們的漱口水，結果他們聽到聲音馬上進去檢查，問我：「你是不是用了漱口水？」這種有如受到監視及種種不便的生活讓日子很不好受。
有時候，他們的孩子拿球丟我，要是我躲開了沒被球打到，就會惹他們生氣。當時我很怕孤單，心想只要有地方住、有人陪，要打就給他們打吧…但是，心裡總有種寄人籬下的感受。

在異鄉實實在在的生活內容，帶給我的震驚是不可言喻的。我心中夢想的迪士尼突然變成了賣魚店，在彰化醫生世家養尊處優的資優生，一下子變成了街邊小店的賣魚小弟，和拿著掃把掃地的小可憐。我都不好意思回信給台灣的小學同學，從當初光榮的出國變成去美國賣魚？！我心中的失落感與日俱增。
對於像我這樣一個逐漸面臨青春期的慘綠少年而言，不但要承擔著離開父母、失去兄弟姐妹陪伴的孤單，還要面對著語言和新環境的挑戰，沒有生兒育女經驗的大姐，對我這個大孩子內心的惶恐、無助，了解得相當有限。在她眼中，我是個被父母寵壞的孩子，我所需要的，只有更多、更嚴厲的磨練。
但在我內心所感受到的,卻是無窮無盡的失望和無助感。當時我離開台灣，因為兵役問題，從此十年內都不能回鄉。沒想到到了美國竟然比在台灣還苦、還累，回想起來，我真的寧可當兵。我盡力讓自己表現得令大姐滿意，但是觀念的差距，使大姐總認為我不夠聽話又好逸惡勞。
記得剛到加州那一年，不知道什麼原因，我突然變得非常膽小、依賴、怕黑，每天都要開著燈，等到大姐近半夜忙完工作回到家，我才敢睡覺，大姐也因此覺得我很浪費。大姊還沒回來，餓了的我就吃剩菜剩飯、喝牛奶過日子。每一次爸媽來美國看我，我都非常高興，因為跟爸媽擠在一起睡覺，就再也不用害怕了。
不過，現在回想起來，青春期的少年想必也是很難溝通的。我的出現，讓獨居慣了的大姐，也承受了極大壓力。大姐幾度跟人提起說她實在受不了我，我成了大姐生活裡很大的負擔。然而，我的生活又何嘗好過呢？

[玉米田裡的小男孩] 台灣資優生成了加州賣魚少年4
他也帶我到家裡投資的魚店幫忙。他會一邊在店裡整理漁貨，一邊告訴我：「家裡幾乎把所有的錢都投資到這家店了，一定要成功！」那是我第一次看到總是幫人看病的父親，做著跟他的專業差距這麼大的事情。
那段日子我天天跟父親睡在同一張床上，空閒時他跟我一起看電視，教我玩跳棋和暗棋，我們常常一起玩到半夜。自從比較不怕他後，我開始問一些稀奇古怪的問題。有一次想起學校同學、老師吃飯時都需要禱告，我問父親，人到底應該信什麼教比較好？他說：「宗教都是教人做好事，信什麼教都好！」這樣開放的宗教觀念，讓我牢記在心。

父親在返台前一天把護照交給我，叮嚀著：「護照給你了，不能跑回來喔！」他的叮嚀讓我狐疑，心想，美國是大家眼裡的天堂，既然已經到了天堂，我為什麼會想回台灣？少不更事的我，對自己即將面臨的挑到了送父親回台上飛機那一刻，我告訴他我會在機場的一個角落跟他招手，要他記得也跟我揮揮手。站在洛杉磯機場的角落，我看著載著父親回台灣的飛機起飛，飛得越來越高，最後消失在天際線裡。我的臉上，不知不覺地已佈滿了淚水。
整整一個禮拜，每天晚上我抱著父親蓋過的棉被哭，哭到睡著。這些，大姊都不知道。
以為到迪士尼留學，結果進了賣魚店。真正的留學生活開始了，現在回想起來，那一年在加州的生活，可以說是我人生中最辛苦的時期之一。
談到那一年的生活，不得不先談到父親為了辦理投資移民，讓我赴美留學的投資項目：賣魚店。這項花掉十四萬美金，約合台幣六百卅萬(卅年前，當時新台幣對美金是1:45)的生意，事後證明是一項被設計的騙局。
原來父親為了讓我出國念書，用了媽媽的名義，在洛杉磯的Monterey Park靠Atlantic大道上頂下了一家原來由台灣人經營的賣魚店，當時隔壁是非常有名的四川飯店。媽媽和介紹人過來考察時，魚店生意不錯，她就跟父親決定以此做為標的，並進行一切的投資、頂讓、辦證、申請等工作。直到大姐真正接手經營，才知道生意根本不是那麼回事！當初生意很好的景象，根本是賣方和仲介人合起來進行的一場表演，媽媽看到的客人，其實都是刻意請來的臨時演員，也是當時常說的：「台灣人騙台灣人，老移民騙新移民」。
我開始進入學校上課後，大姐負責經營魚店，她大我二十二歲，是母親嫁父親前就有的女兒。所謂長姐如母，可能因為年紀的差距，我對大姐除了因她長期在美而存在的一絲陌生感，更多的是一種莫名的敬畏。
大姐著實很辛苦，每天早上大概五點左右就要出門買漁貨，她交代我早上起床喝完牛奶，七點自己去上學，下午兩點放學後就到魚店幫忙。在台灣完全沒接觸過的事情，一下子全湧到我這個天之驕子面前。無論是幫忙掃地、秤斤、殺魚、整理漁貨、清理已經臭掉的魚…所有大姐忙不過來的事,我都要去做。
那時候我實在感到非常納悶，印象中在台灣賣魚應該在菜市場，而我不是要在天堂念書，怎麼變成到菜市場殺魚賣魚？當時心裡的落差實在很大。

父親第一次以朋友態度對我
從小，我跟哥哥感情最好。記得我七、八歲的時候，有一次自己偷偷坐火車出去玩，回來時被哥哥狠狠打了一頓，我不但沒有心懷芥蒂，反而更能感受到哥哥對我的愛護，從那次事件後兄弟倆的感情變的更好。
 
在我準備出國時，哥哥剛考進大學醫科，要去成功嶺受訓，當入伍專車來載哥哥時，他忘了帶痱子粉，我帶著痱子粉一路追著公車跑，卻因為當時年紀太小沒有追上。出國那天，哥哥因為長官不准假，無法到機場送我。等到隔週的星期日，媽媽跟五姊去看他，他開口就問：「俊龍呢？」媽媽說：「俊龍已經出國了！這是他交代我們帶來的痱子粉，堅持一定要交給你。」

阿嬤說：等我不在了，你再去美國
然而，當父母開始動心準備把我送出國時，從小就照顧我的阿嬤非常反對；阿嬤告訴爸媽：「囝仔擱駕呢細漢，就要讓伊離家、無父無母照顧，我嘸甘啦！恁若真正要送伊出去，等我走啊、看嘸啊，再讓俊龍去吧！」阿嬤的不捨，的確讓父母對我出國的安排多了幾分猶豫，但並沒有真正阻止這件事發生。
   

七○年代的台灣處在一個不確定的年代，那正是我接受小學教育的時空環境。
   
民國60年，我五歲，那年政府退出聯合國，整個台灣沉浸於恐共和擔心兩岸發生戰爭的氛圍裡，每個有辦法的父母無不設法把孩子送到美國去讀書，藉此沖淡對台灣未來的不確定感。而在彰化開設診所的父母，也被這種政治恐慌所影響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