哈佛學風的啟發
哈佛大學的自由學風和研究精神，使全世界第一流的人才都願意進去就讀，接受它的洗禮。正因為如此，哈佛的學生反而學會更加謙虛，這些來自世界各地的學生，原先可能因表現優異，難免心高氣傲；可是進到哈佛，每個學生都有他特殊的聰明才智，也許在路邊的咖啡座，坐在身旁的人就是一個諾貝爾得主，因此每個人在不知不覺中就會逐漸修正態度，知道「人外有人、天外有天」。
而哈佛也總是以「培育學生當各行各業領袖」的原則和精神來進行教育工作。他不鼓勵學生當追隨者，因此在進行許多課程報告時，同學必須要上台演示說明。這種訓練讓學生習慣像領導者一樣，隨時可以上台把想法向聽講者報告、分享。我能在三十歲左右就敢於登上全美牙周學會的講台發表論文，一點都不感到畏懼，也要感謝哈佛大學嚴格的領袖訓練。
養成以問題為導向，不斷創新的思考習慣
思考方式和學習慣性的影響十分巨大，我之所以能在植牙的專業領域不斷創新，最大的關鍵就在於哈佛養成我「念活書」的思考習慣。
也許有人要問「念活書」和「念死書」有什麼區別？舉例來說，從A到Z，念死書的人會以為方法只有書本上寫的那一種；但念活書的人卻能舉一反三，不拘泥於單一方法，最後找出最適切的路抵達Z的目的地。而這些方法可能來自書本某個理論，也可能是另一種完全與理論無關的構想。
在植牙理論中對任何一個類似「從A到Z」的問題，總有很多派別。但哈佛的教授會願意接受各種理論和派別，兼容並蓄，尊重以不同途徑解決問題的價值。
不能觸類旁通的人在哈佛大學會很辛苦，因為只聽老師的話、依照傳統方式學習的「背書派」基本上很難找到發揮的空間，對習慣填鴨式教育的部份東方學生而言，亦是很大的挑戰。有些教授上課根本不給課本，只給問題，以牙醫學院的課程舉例，有的老師只在前一個小時提出病例，其他七個小時就讓學生自己去找答案，只要學生最後提出的方案可以正確解決問題，老師並不會介意你這七個小時到底做了什麼。我很慶幸在哈佛受到這種思考方式的薰陶。有時我也會想，以我的個性，如果當初留在台灣、接受台灣的教育方式，不知道今天能不能仍有這些技術上的創新和發現，進而在專業上有所成就？
如果有人問我，哈佛對我最大的影響是什麼？我想最適切的答案是：「它幫助我養成一種以解決問題為導向(problem-solving) ，不斷創新的思考習慣。」
每當我碰到一個植牙醫學或其他方面的問題，我第一個反應往往是：「一定還有更簡單的解決方法！」接下來的念頭就是：「我來找找看更簡單的方法是什麼！」這種思考模式幾乎已經成為內化的習慣。面對臨床病患各種植牙的狀況和遭遇的問題，我經常不斷反覆思考，當前業界所採用的治療方法是否最適合病患的需求？而只要患者存在著需求，植牙方法的創新永遠存在著空間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