七○年代的台灣處在一個不確定的年代，那正是我接受小學教育的時空環境。
民國60年，我五歲，那年政府退出聯合國，整個台灣沉浸於恐共和擔心兩岸發生戰爭的氛圍裡，每個有辦法的父母無不設法把孩子送到美國去讀書，藉此沖淡對台灣未來的不確定感。而在彰化開設診所的父母，也被這種政治恐慌所影響。
那時,蔣經國出任行政院院長，大量增加台籍內閣閣員，逐步展開本土化政策。隨後實施十大建設，政府推出一連串在台灣勵精圖治的措施，教育部更開始實施第一階段的資優教育的實驗性研究班(當時也叫天才班)。
這項計畫讓我在民生國小一年級時，就因為優異的成績被推選參加資優班的入學考試。當時全台灣設置了九間資優班，其中只有一班在彰化，在四千多名應考人中錄取36人。那次考試錄取標準是130分,滿分158分，我則考了153分。此外，我喜歡繪畫、拉小提琴、彈鋼琴…這樣多才多藝的表現使我成為父母眼中表現突出的資優兒童。在彰化鹿港名畫家許輝煌老師的指導下還曾報名參加繪畫比賽，所繪「運動會」畫作得到小學組世界第一名，更加深了父母對我的信心。
出國留學的風潮
受到台灣國際形勢的影響，移民潮一波又一波的興起，美國、紐澳、巴西、加拿大、多明尼加…不管是大國小國，投資移民還是技術移民，只要有辦法好像就應該到國外拿個保單。而其中，美國當然是移民對開業中的父親來說，舉家移民自然是不可能的事，但是把孩子送出國卻是不錯的選擇。
眼看著親戚、朋友紛紛把孩子送往美國，留日學醫的父親雖然從沒到過美國，但為了孩子的未來，在與母親商量後也動了念頭，想盡各種方法要把我送到美國讀書。學護理出身的母親，當然也支持父親，一方面為家族發展在美國留個據點，以備台灣發生危險時有個退路，一方面也是認為這對孩子是最好的選擇。他們咬緊牙根，準備不惜成本地為我鋪設一條通往美國的黃金之路。在他們的觀念裡，把孩子送到美國受教育、學醫當醫生,是對他們的資優么兒最好的安排，也是送我最貴重的禮物。
此外，另一個促成父母決心送我出國的因素,是我的健康。我從小患有地中海貧血症，肝功能亦不好，臉常常發綠、發黃及發黑，有時還會出現頭暈、心悸等症狀，每次在操場排隊超過廿分鐘就會暈倒，父母心想，也許換個環境對我的健康有益，更加深了送我出國的信念。
至於我自己，還處在無憂無慮的童年，只想著哪裡好玩哪裡去。當時，念中學的哥哥常為了捍衛頭髮跟學校的教官奮戰，我想，一旦到了美國讀書就不用剪頭髮，也不用煩惱每個男孩都要面對的兵役問題，實在太好了！我似懂非懂，既憧憬又猶豫，當父母問我想不想出國念書時，我興沖沖的一口答應，心中只想著到迪士尼樂園去享受自由快樂的求學生涯，一點也沒注意到自己連簡單的英文單字也不懂。而爸媽心中則盤算著，一旦辦妥手續到達美國，孩子的語言問題自然可以迎刃而解，至於後來我所遭遇到除了語言、還有寄宿家庭、課業等等其他的問題，都是他們始料未及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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